韦德:支持波什复出 但家人和健康才应是第一位
所以,在中国,优秀的企业家一定是能够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管理智慧与现代西方的管理科学、管理实践的成就,很好地融会贯通起来的人
但是,在短期之内,希望通过土地承包权的抵押来解决农民的贷款难可能还不是非常现实的。农业经营受自然和市场影响具有高风险性,使得农村金融机构的运作存在高风险性。
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产权明晰的社区性农村金融机构,进一步引导农村信用社朝着更加贴近三农的方向发展。第三,加大农村信贷担保体系的建设力度,推进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目前,我国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业的主体是农村信用合作社,还有近两年刚刚发展起来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山东潍坊的调研,我们了解到,67个村庄在两个月的时间里,700多户农民贷到8660万的住房贷款,一户最多可以贷款10万元,贷款周期是5到8年,实行优惠利率,农民不需要担保,采用的是联保小组的方式,我认为这是金融机构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领域。二是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现有的各类小额信贷机构资金来源有限,可持续性差。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对金融需求一般具有期限短、频率高、数额小等特点,金融机构对其服务的交易成本比较高。三是中国处在经济转型和人口转型之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使得工资率在长期保持低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将在下个10年甚至未来几十年内仍然存在。在发展中国家里,中国是少有的、在改革以前就建立完善工业体系的国家。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仅为7%,与工资率之间有7%的差距。中国的识字率在90%左右,大部分文盲都是老年人。
就储蓄而言,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22%降到2000年的15%。这一差距就形成资本回报率的核心。
许多人都在讲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不可持续性,我希望能够讲一个不同的、不那么让人愉快的故事。消费下降不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人们的福利提高缓慢,经济有增长,但是没有发展。从长期来看,我们必须将全球经济视为一个市场,劳动分工与比较优势决定一切。许多人都指责中国操作汇率制造贸易盈余,但事实上,许多实施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也存在大量贸易盈余。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以解释中国的高投资率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利用中国的储蓄,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成为解决问题之关键。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中国存在出口的比较优势,这是由以下长期因素决定的。就储蓄本身而言,中国还不如印度。
无论我们采用怎样的改革,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型还将继续在当前发展阶段,盯住汇率机制和补贴都不可取。
如果不进行这些结构性改革,而实现人民币的浮动和可兑换(即停止资本管制),结果很可能是储蓄和贸易盈余继续高企、私人储蓄流向海外投资领域,而经济增长缓慢。这种态度有利于中国国内外持零和观点的人士。
没有人会认为,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收入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会依赖以出口为导向、附加值相对较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行业。升值力度不够,将导致结构性改革陷入停滞,进而影响生产力增长和收入。把目光局限在汇率上面,反映了对转型的复杂性没有充分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经济利益与全球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要维持增长、更好地利用目前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引导经济实现向中等收入过渡相关的结构性变革,降低盈余而又不损及增长,上述两项比率都必须大幅调整。中国较高的增长率数字以及不断回升的贸易额(其中进口增长速度高于出口),表明中国的危机应对策略正在生效。
这部分储蓄必须转化为家庭消费。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汇率上面,似乎是基于以下假设:它是盈余的主要根源,也是消除盈余的主要政策工具。
外界正逼迫中国调整人民币估值。但是,中国可能不得不对这些措施加以抑制,以避免经济过热、通胀和资产泡沫。
问题在于目前所传出的信号。中国存在希望保持现状的既得利益者。
在发展的初步阶段,制造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一大行业。公平地讲,人们可以把汇率视为触发更深层结构性改革的因素。而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些人(中国国内外的都有)认为,就全球市场份额而言,这是一场静态的零和游戏。
另外,在一个把资金完全用在投资上的发展中国家,盈余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
在中国,要减少盈余,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降低赤字一样。不管怎么说,传统的出口行业都在衰落。
相对优势正转移向高附加值行业。高储蓄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之中。
敦促汇率升值会促使他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中国可以做出重大贡献——大约相当于全球需求缺口的三分之一。全球经济所需要的,是中国经济保持增长,并降低其经常项目盈余。但在将来,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不会成为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
政府直接或通过掌握国有企业,控制了过多的收入。就业机会主要将来自国内经济、逐渐壮大的中产阶层以及他们所消费的服务业。
迅速增加内需,对于维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必要的。汇率升值本身并不能消除盈余。
因此,中国要实现增长,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转向国内市场,消除经常项目盈余,使人民币逐步升值。家庭收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远低于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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